黄艳萍|西北汉简文字研究综述

(来源:甘肃省文物局)

原标题:黄艳萍|西北汉简文字研究综述

西北漢簡文字研究綜述

黃艷萍

内容摘要:西北漢簡主要指20世紀出土於今甘肅及内蒙古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簡牘,按出土地可分爲武威簡、敦煌簡、額濟納簡、居延簡、肩水金關簡等五大類。20世紀中期以來針對西北漢簡政治經濟、軍事組織、歷史文化、社會生活、語言文字等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其中就西北漢簡簡牘文字研究而言,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釋文字詞校訂、用字研究、文字構型研究、書體研究等四個方面,文章通過梳理這些文字研究的成果了解西北漢簡文字研究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

關鍵詞:西北漢簡;文字研究;綜述

西北漢簡主要指20世紀30年代到本世紀初出土于甘肅敦煌、居延地區的漢代簡牘,包括敦煌漢簡、武威漢簡、額濟納漢簡、居延舊簡、居延新簡、肩水金關漢簡等六批簡牘。這些簡牘數量龐大、内容豐富,反映了漢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民族關係、郵驛交通、歷史地理、科學文化、社會生活、語言文字等多方面的内容。隨著各大簡牘的相繼出版,圍繞上述内容的研究亦是碩果累累,前人就已有相關的研究綜述。就西北簡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現狀而言,楊一博在《出土漢代簡帛文字研究綜述》(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一文中從文字考釋、文字類型、形義關係、字體及文字編等方面對西北漢簡中的文字研究成果有一些簡述,但遺漏較多。因此有必要對西北這六大宗漢簡的文字研究成果作較爲全面細緻的歸納總結。經我們初步統計 :釋文校訂約130篇、文字研究約56篇、書法研究約25篇,現擇要分類綜述如下。限於篇幅和學識,難免挂一漏萬,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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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考釋

文字考釋

西北漢簡雖是以隸書局主的,但簡文中的草字及部分隸草難於辨認,加之簡文釋讀時的訛誤,因此簡文疑難字詞考釋和釋文校訂成果較為豐富。

(一)武威簡

武威簡是武威地區漢墓出土漢簡的總稱,包括1959年磨嘴子6號墓出土的《儀禮》簡、18號出土的王杖簡,以及1972年在武威旱灘坡漢墓出土的醫藥簡。

《儀禮》簡集結在《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年)裏出版,其釋文、校記主要由陳夢家完成,之後陸續有一些字詞校勘文章對釋文進行補正,如:劉文獻《武威漢簡儀禮校補》(臺北東亞學術研究委員會,1965年)、王關仕《儀禮漢簡本考證》(臺灣學生書局,1975年)、李維芬《武威漢簡文字考辨》(《輔仁大學人文學報》1970年第1期)、李中生《儀禮簡本劄記三則》(《文史》45期)、陳榮傑《<武威漢簡·儀禮>釋文校勘劄記》(《語文知識》2007年第2期)、陳榮傑《武威漢簡釋文校勘九則》(《考古》2009年第4期)等。顧濤《武威漢簡<儀禮>諸家校釋斟補》(《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七集,2009年)對陳夢家、劉文獻、王關仕、沈文倬等諸家考釋進行勘補、校勘五十條,見解精闢。《中國簡牘集成》第四册(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也較爲系統地注解了《儀禮》釋文。

王杖簡包括在武威磨嘴子1959年出土的王杖十簡和1981年出土的王杖詔令簡。王杖詔令册尚未見相關的文字研究。王杖十簡的釋文在《考古》(1960年第9期)發表之後,隨即就有禮堂《王杖十簡補釋》(《考古》1961年第5期)、陳直《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王杖十簡通考》(《考古》1961年第3期)、郭沫若《武威王杖十簡商兌》(《考古學報》1965年第2期)等對釋文補釋或注解。金濤《武威漢簡<儀禮>校勘及王杖十簡集釋》(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文章校勘《儀禮》釋文字詞、同時對王杖十簡簡文排序,集中了王杖簡各家考釋,並加按語判斷考釋。

武威醫簡,由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的《武威漢代醫簡》在195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針對這個版本的釋文,字詞校釋的文章有:何雙全《<武威漢代醫簡>釋文補正》(《文物》1986年第4期)、陳國清《<武威漢代醫簡>釋文再補正》(《考古與文物》1991年第3期)、張麗君《<武威漢代醫簡>》考釋》(《中華醫史雜誌》1996年第1期)、杜勇《<武威漢代醫簡>考釋》(《甘肅中醫》1998年第1期)及《<武威漢代醫簡>42、43簡考釋》(《甘肅中醫》1998年第5期)、劉金華《<武威漢代醫簡>校讀五則》(《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陳魏俊《武威漢代醫簡考釋二則》(《四川文物》2010年第3期)、段禎《<武威漢代醫簡>大黃丹考證》(《中醫研究》2010年第11期)、袁仁智《武威漢代醫簡校注拾遺》(《中醫研究》2011年第6期)、彭達池《武威漢代醫簡劄記三則》(《中醫文獻雜誌》2012年第1期)等等。張彥昌等《<武威漢代醫簡>句讀補正注解》(《甘肅中醫》2004年6—10期)對原釋文字詞進行補正,並加上句讀和注解,此校注較其他校釋而言更爲詳細。

(二)敦煌簡

敦煌簡是敦煌、玉門、酒泉的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簡牘的總稱,其發掘時間跨度較長,自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發掘到708枚簡牘後,到1992年在敦煌懸泉置發掘出2萬餘枚漢代簡牘,期間都陸續有一些簡牘出土。敦煌漢簡數量龐大,按其出土時間,其實也可分爲新舊簡。目前只出版了部分敦煌簡,大宗的懸泉置漢簡尚未正式出版。

白軍鵬《敦煌漢簡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將敦煌簡以1949年爲界分爲新、舊兩部分簡牘,並以此新舊時期出版的釋文爲基礎對其字詞進行詳細的校釋,結合圖版和辭例對各家考釋進行綜合分析,對前人未釋及誤釋的字做了新的考證。劉飛飛《<敦煌漢簡>1-1217簡選釋》(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運用傳世文獻與出土相關文獻相結合,注釋了馬圈灣出土的1217枚漢簡的字詞進行了注釋。

此外,敦煌漢簡早期字詞及釋文考訂成果還有:勞幹《敦煌漢簡釋文》(《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1949年)、(日)大庭脩《敦煌漢簡釋文之我見》(《關西大學文學論文集》1973年)、何雙全《敦煌漢簡釋文補正》(《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陳直《敦煌漢簡釋文平議》(《摹廬叢書七種》齊魯書社1981年)、方詩銘《敦煌漢簡釋文補正》(《秦漢史論叢》1981年第1輯)、吳礽驤等《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鄧天珍和張俊民《敦煌漢簡劄記》(《敦煌研究》2012年第2期)、李岩雲《敦煌漢簡相關問題補遺》(《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甘肅文物考古所編《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文物》2000年第5期)、張俊民《<敦煌漢簡釋文選>校補》(《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1期)、何雙全《敦煌懸泉漢簡釋文修訂》(《文物》2000年第12期)、謝繼忠《敦煌懸泉置<四時月令詔條>釋文補證》(《河西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葉愛國《敦煌懸泉漢簡斷句之誤》(《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王偉《懸泉漢簡劄記一則》(《敦煌研究》,2012年第3期)等成果,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額濟納簡

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後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組織額濟納漢簡研讀班對這批簡進行集體性研讀,研讀成果收入孫家洲主編的《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包括《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正》、謝桂華《額濟納漢簡訂誤》、趙寵亮《額濟納漢簡獻疑二則》三篇釋文校訂,以及二十五篇額濟納簡歷史文化、政治經濟、曆法等問題的研究論文。其中《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正》是簡牘班集體智慧的結晶,對近三百枚簡的釋文和説明文字做了校正。雷長巍《<額濟納漢簡>注釋》(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依據圖版、相近漢簡、傳世文獻等注釋《額濟納漢簡》,梳理簡文文意,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安豔嬌《<額濟納漢簡>集釋》(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4)文章對500餘枚額濟納漢簡依其文書性質進行分類,並按類逐簡集釋。彙集了前人字詞考釋的成果,部分字詞有作者己見。該成果推進了簡文釋文的完善。

(四)居延舊簡

居延舊簡指1930—1931年西北科考團在居延地區發掘出的11000多枚簡牘,其釋文有勞幹《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商務印書館<上海>1949年)、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編的《居延漢簡甲編》(科學出版社,1959年)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居延漢簡甲乙編》(中華書局,1980年)三個版本。

早期的釋文校訂表現爲對《甲乙編》和《甲編》釋文中字詞的校補:陳直《<居延漢簡甲編>釋文校正》(《考古》1960年第4期)、陳邦懷《<居延漢簡甲編>校語》(《考古》1960年第10期)、陳直《<居延漢簡甲編>釋文校正(續)》(《考古》1960年第10期)、于豪亮《<居延漢簡甲編>補釋》(《考古》1961年第8期)、陳邦懷《<居延漢簡甲編>校語增補》(《考古》1961年第8期)、謝桂華李均明《<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補正舉隅》(《歷史研究》1982年第5期)、裘錫圭《<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商榷(一、續一、續二、續三)》(《人文雜誌》1982年第2—5期)、裘錫圭《<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商榷(續四—七)》(《人文雜誌》1983年第1—4期)、初師賓《<居延漢簡甲乙編>甲編釋文校疑》(《古文字論集》1983年)、陳雍《<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校字》(《史學集刊》1985年)、李均明《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補定舉隅》(《歷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等。此外,于豪亮、陳槃、何雙全、曾憲通、李均明等也有不少居延漢簡釋文校訂的論著,均值得一讀。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居延舊簡的釋文校訂體現爲較強的系統性,合校成果突出。謝桂華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以《甲乙編》釋文爲底本,底本釋文正確的照錄,而錯釋、漏釋、未釋出者一律加以校訂(除不能確認者),並注明《甲乙編》、《甲編》、《考釋》中與此相應的異文,供讀者擇善而從。《合校》是目前使用較多的釋文版本。1998年臺灣簡牘整理小組整理出了《居延漢簡補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九十九,1998年)使居延舊簡的釋文更加完整。《中國簡牘集成》(5—8册)以《甲乙編》爲底本,主校《合校》,輔以相關的文字考校。趙德《<居延漢簡>文字釋讀校理》(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以《合校》爲底本,依據原簡圖版的基礎上,比較已有的釋文版本,共校理釋文842條。任攀《居延漢簡釋文校訂及相關問題研究》(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以《中國簡牘集成》(5—8册)爲底本,校記九百餘條,涉及釋文本身錯誤、簡牘綴合、簡號錯誤、用字現象以及釋文處理技術性失誤等,是對《中國簡牘集成》中居延舊簡部分較爲全面的校訂。張麗娜《居延舊簡釋文匯校》(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文章以《中國簡牘集成》第一輯(5—8册)爲底本,通過圖版對比,對已有釋文上的不足進行補正。選取了2200余枚簡牘進行匯校,包括糾正文字誤釋、簡號錯誤、綴合錯誤,文字新釋等方面。該文使得居延舊簡的釋文更加準確,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五)居延新簡

居延新簡指1972—1976年甘肅居延考古工作隊再次在居延地區發掘出的近2萬枚簡牘,整理出版的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隧》(文物出版社,1990年)、《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華書局,1994年)、《肩水金關漢簡(壹、貳、叁)》(中華書局,2011年—2013年)。

居延新簡早期釋文有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薛群英、何雙全、李永良注的《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之後是在上述釋文基礎上的釋文補訂,二十一世紀後表現爲幾個釋文版本的合校。重要簡册的校訂文章十分豐富,略舉幾例:甘肅居延考古隊簡册整理小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釋文》(《文物》1978年第1期)、伍德煦《居延出土<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簡牘考釋》(《西北師範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大庭脩《論肩水金關出土的<永始三年詔書>簡册》(《敦煌學輯刊》1984年第2期),圍繞這三大簡册校訂的文章很多,不一一列舉,裘錫圭、謝桂華、初師賓、肖亢達、陳仲安、伍德煦、大庭脩、何雙全等學者也有相關的校補文章,均值得學習。

釋文合校。馬怡、張榮強《居延新簡釋校(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該《釋校》在各釋文版本基礎上進行了校理舊釋文、完善新釋文、採錄原簡多種信息,使釋文更準確。劉國慶《居延新簡釋文合校》(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合校文物版、中華書局版、簡牘集成版《居延新簡》釋文,補正釋文460條,釋文存疑73條。羅仕傑《<居延新簡>釋文互校的幾個問題》(臺灣《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2013年第1期)該文亦合校了新簡的三種釋文版本。

新近出版的《肩水金關漢簡》的釋文校訂正式發表的成果較少。李煠《<肩水金關漢簡(壹)>研究三題》(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對第一卷的部分釋文進行了校訂。此外還有:馬智全《<肩水金關漢簡>校讀記》(《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6期)、方勇《讀<肩水金關漢簡>劄記二則》(《魯東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周豔濤和李黎《<肩水金關漢簡(貳)>劄記二十則》(《昆明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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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研究

用字研究

西北漢簡以邊境屯戍人員的文書檔案、名籍、賬薄等材料爲主,記載了西漢中晚期的日常用字,因寫手眾多、書寫態度的差異,以及字體的演變等,導致西北漢簡的文字使用較爲複雜。目前西北簡的用字研究成果主要在異體字、通假字、異文研究、綜合研究及習字簡初探四個方面有些體現。

(一)異體字

異體字是西北簡中最常見的用字現象,研究成果也最爲豐富。從已有的異體字成果來看,包括異體字結構分析和異體字辨析兩類。

異體字結構分析以傳統的異體字研究方法爲主,即從異體字的界定、異體的類型、源流演變、產生原因等方面進行探討,其分析結果大同小異。如:

陳榮傑《武威漢簡<儀禮>整理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例釋了54組異體字,按字形差異將異體字分爲形體相混、更換偏旁、減省、增繁、變換結構、類化、綜合手段七種類型。

何茂活、程建功《武威漢代醫簡中的古今字和異體字》(《河西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例釋了10組古今字,將醫簡中全同異體字分爲多旁、少旁、換旁、偏旁易位、增減筆劃、其他等六類。

馬瑞、張顯成《西北屯戍漢簡異體字變異規律初探》(《唐都學刊》2011年第4期)指出西北簡異體字變異的規律爲:同化、異化、類化、記號化。其後,馬瑞在《西北戍漢簡文字研究》(西南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論文中也著重分析了西北簡的異體字問題,是前文的深入研究。

洪映熙《居延漢簡的異寫字與異構字》(《中國學研究》2007年第41輯)分析了該簡異寫和異構兩種主要的異體字類型。作者還在《簡析居延漢簡文字在漢字史上的地位》(《聊城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闡釋了居延漢簡在漢字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王玉蛟《兩漢簡帛異體字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論文涵蓋了20世紀初以來出土的十三批大宗漢簡,根據正體與異體的形體區別,對其進行分類和特徵描寫,從而闡明異體字的源流演變線索。

吳菲菲《西域漢簡字頻統計與變異研究》(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論文以西北漢簡隸書爲研究物件,經過認同別異與頻次統計,認爲文字產生變異的原因受書寫、漢字理據、字形美觀、字形別異、成字化的影響。後又整理發表《西北漢簡文字變異闡釋》在《勵耕學刊·語言卷》(2013年第1期)。

異體字辨析,即辨析異體字組的各形體,西北簡中的異體字數量豐富,研究成果有:葉聲波《居延漢簡異體字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文章考察了該簡中409個異體字,分析該簡異體字的類型、產生原因及其研究意義。張顯成《<武威醫簡>異體字初探》(《中國文字研究》2005年第六輯)例釋68組異體字,將異體字分爲省簡、增繁、增減並用等九類。徐莉莉《武威漢代醫簡異體字考》(《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例釋了劾——咳、虫——蟲、茈——柴等16組異體字。何茂活《武威漢代醫簡異體字補議》(《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在徐文基礎上補釋了17組異體字。楊豔輝《<敦煌漢簡>整理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界定異體字、明確正體與異體標準、論述了敦煌漢簡異體字的複雜性,例釋234組異體字。楊豔輝、張顯成《敦煌漢簡的異體字——兼論異體字的認定問題》(《中國文字研究》2007年第二輯)是對《<敦煌漢簡>整理研究》異體字研究的濃縮探討。

(二)通假字

西北簡的通假字研究成果不多,且多以武威簡爲材料歸納通假類型和成因,敦煌漢簡中的通假字略有提及,不見其他幾大類簡牘的通假字分析。如:

羅福頤《對武威漢代醫簡的一點認識》(《文物》1973年12期)探討了通假字和藥名異寫問題。

李具雙《<武威漢代醫簡>的用字特點》(《中醫文獻雜誌》2001年第2期)分析了醫簡中用被諧字、諧聲字、諧聲互用字、音同音近四種通假字。

何茂活、謝繼忠《武威漢代醫簡中的通假字和訛誤字》(《甘肅聯合大學學報》2004年第7期)系統地分析了醫簡通假字的表現及成因,並結合實例辨析通假字、古今字、同源字之間的關係。

王姣《敦煌漢簡通假字文字學初探》(《文藝生活》2013年第12期)從通假類型與形體結構對簡文中的通假字與被通假字的關係進行歸類,闡明其文字學意義。

此外,金濤《武威漢簡<儀禮>校勘及王杖十簡集釋》也簡述了《儀禮》簡文中的通假字、異體字、訛誤字等用字問題。陳邦懷《讀<武威漢簡>》(《考古》1965年第11期)對簡文所用古文、本字、借字加以研究。

(三)異文研究

異文,即簡牘文獻版本與傳世文獻版本對照,或與其他地區簡牘比較時的差異研究。西北漢簡的異文研究,主要圍繞武威簡中的《儀禮》與傳世版本的比較,以及其今古文之爭展開。

沈文倬《<禮>漢簡異文釋》(《宗周禮樂文明考論》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通過簡本與經文對比校勘,詳細的考訂文本字詞,解決禮學疑問。此文奠定了其在禮學界的學術地位。

孟美菊《<武威漢簡·儀禮>異文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系統分析了簡本和傳世的異同,從通假字、傳承字與新構字、異寫字、異構字,及訛誤字方面對簡本《儀禮》的用字進行了較爲深入的分析。

關於簡本《儀禮》是今文經還是古文經的討論一直有分歧:陳夢家認爲是今文經,王關仕認爲是古文經,高明則認爲簡本《儀禮》無論從經文或者字體都無法判斷它是今文本或是古文本。高明《據武威漢簡探鄭注<儀禮>今古文》(《傳統與現代化》1996年第1期)通過簡本與鄭注本的今古文用字比較,用字差異表現在:假借字、異體字、誤字、誤句,其中諧聲假借表現最突出。史鵬傑《<儀禮>今古文差異釋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年第3期)認爲《儀禮》今古文的差異主要爲是否使用通假字,分析了今古文差異的原因,亦用簡本《儀禮》用字例證了《儀禮》今古文的差異。

此外,張俊民《懸泉漢簡與班固<漢書>所引詔書文字的異同》(《文獻》2013年第2期)文章對懸泉簡詔書與《漢書》中的詔書進行對比,使得簡本詔書中的部分疑難字詞得到校正。

(四)綜合研究及習字簡初探

何茂活《武威醫簡用字與今慣用字偏旁歧異類析》(《甘肅中醫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將醫簡用字與今天的慣用字進行比較,統計出缺少偏旁、多出偏旁、改換偏旁和偏旁異位4種不同的偏旁歧異用字現象,指出醫簡用字的總體傾向是趨易求簡。

李恒光《武威漢代醫簡文字與長沙東牌樓漢簡文字之比較研究》(《漢字研究》2012年第6輯)值得關注,是爲數不多的不同地區之的間的簡牘文字比較研究。

葛紅麗《<居延新簡>用字調查》(《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文章通過對104個字的用字分析,認爲該簡用字不規範,字詞非一一對應。

王姣《敦煌漢簡用字研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綜合分析了敦煌漢簡中的通假字、異體字、古今字三大用字現象,較爲系統地整理了敦煌漢簡的用字問題。

沈剛《居延漢簡中的習字簡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年第1期)簡述了習字簡的内容、形式、載體等,認爲這些習字簡反應了漢代基層的文化教育。洪映熙《居延漢簡的習字簡考察》(《中國語文論譯叢刊》2010年第26輯)對居延漢簡習字簡進行了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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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形研究

構形研究

西北簡構形研究包括兩個方面:六書理論的構形分析、王寧先生的文字構形系統分析。

何茂活、程建功用六書理論與孫雍長的漢字構形十種思維模式理論結合對醫簡用字構形模式進行分析,認爲六書實質是以字形分析爲核心的漢字形音義關係學説,至今仍符合漢字實際。具體體現在:《<武威漢代醫簡>用字的構形模式分析——武威醫簡用字六書分析之一》(《廣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和《從<武威漢代醫簡>説轉注與假借——武威醫簡用字六書分析之二》(《河西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兩文中。

專論六書中形聲字的有:吳婷《<武威醫簡>形聲字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及楊婕《<武威漢簡·儀禮>形聲字研究》(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兩文皆從形符、聲符的位置、數量、構字頻率等方面分別對醫簡和《儀禮》中的形聲字進行分析,進而得出左形右聲字占主體,形符的構字能力強,類化程度高,聲符則構字能力較弱,類化程度低的結論。

王寧的構形系統研究打破了傳統的六書結構分析模式,從漢字的構形元素及其組合模式,及構件在組合中的功能對漢字構形模式進行分析,開拓了漢字結構分析的新思路。西北簡牘文字沿用此研究模式的有:

洪映熙《居延漢簡文字構形系統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0年)以漢字構形學理論爲基礎,描寫該簡文字書寫元素、構形系統、構形理據。

韓延錫《居延新簡文字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97年),該論文用構形學理論對居延新簡文字進行了部首與單字的整理、字形分析及其特點、論述居延新簡在漢字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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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體研究

書體研究

西北漢簡以西漢中晚期到東漢初期的簡牘爲主,其文字大多是成熟的隸書或隸書的草寫,草書伴隨其中,同時亦有行、楷字體的萌芽,偶有幾字篆書,形成了以隸書爲主,隸草爲輔,草、篆、行、楷等字體兼有的複雜的字體狀況。因此,歷來是書體及書法藝術研究的重要資料,研究成果頗豐。

(一)書體理論研究

西北簡的書體理論研究主要可以分爲兩大塊:草書理論研究和書體綜合研究。草書簡是西北簡中數量較多的簡牘之一,目前已有研究中主要圍繞西北簡中草書的特點、成因、形成時間、成熟期等方面進行探討。如:

林進忠《武威漢代醫簡的行草書法》(《藝術學報》1992年第72期)認爲武威醫簡的書寫年代正是漢代隸行與隸草均發展成熟的時期,除有隸書之外,也有隸行與隸草。

金美蘭《從西漢馬圈灣簡牘看早期草書的發展》(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0年)通過馬圈灣草書草化及藝術特徵的分析,以及與漢代草書書論的比較,認爲早期草書除具有即興性外還有書寫者主動追求草書藝術性因素。

李逸峰《敦煌漢簡草書略論》(《簡牘學研究》2014年第5輯)通過草書書寫形態、用筆狀況與結字佈局的考察,認爲當時的草書符號已達到較高程度的統一規範性和藝術性。

馬國俊、馬爭朝《重釋:敦煌書法在書法創作中的現代意義》(《甘肅聯合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從敦煌書法的結構形式、筆法意趣、文化精神和書寫載體來分析其書寫中的現代意義。

李洪智《漢代草書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以《居延新簡》中的草書爲主材料,論及漢代草書源流、草化方式、系統性、草書特點,及其在漢字史上的地位。此外,任達《<肩水金關漢簡(壹)>文字編》(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可參考。

陸錫興《漢代簡牘草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年)是研究漢代草書不可或缺的資料。緒論部分《論漢代草書》對草書的起源、漢代草書的特點,及漢代草書在文字發展史上的意義都有精到的論述。

黃修珠《論古代簡牘書寫方式與今草的形成》(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文章認爲書體發生在漢魏六朝,其書寫方式在書體發生及書風變革中有重要作用。簡牘書寫方式主導了草書由隸草、章草向今草發展的方向,是今草形成的重要原因。

李洪才《漢簡草字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該文全面地闡釋了漢簡草書的整理研究現狀。文章以漢中後期簡牘爲主,對漢簡草字的文字特點、書寫情況、釋文整理等作了全面的考察研究,内容分上、下編,上編爲緒論和專題討論,下編爲漢簡草字彙編。此文是繼陸錫興《漢代簡牘草字編》之後又一漢簡草字研究力作,深入系統地探究了漢簡草字特點、同時提出漢簡草字考釋方法等都對後世漢簡草字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下編的草字彙編亦對漢簡文字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此外,于豪亮《釋漢簡中的草書》(《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年)指出漢簡中的草書大多數與今草不很相同,與此觀點相同的還有吳照義、胡穎文《居延漢簡與漢代草書》(《南昌高專學報》2004年第4期)。吳照義、王琪合著的《漢代草書與簡化字》(《南昌高專學報》2005年第6期)和《居延漢簡草書的内部結構及外部特點—兼論草書對隸變的影響》(《時代文學》2007年第5期)亦值得一讀。

書體理論綜合研究的,如:徐舒桐《居延漢簡書體研究》(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文章通過與同時期的碑刻文字和殘紙文字的比較梳理出了居延漢簡的隸書、草書、楷書、行書等字體演變脈絡及其演變的規律,從書寫材料的角度來考察字體的演變進程,進而認爲書寫材料對書體的演變有著重要的影響。

林雪《居延漢簡字體風格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文章以啟功和王寧的字體理論爲基礎,結合書法理論對居延漢簡文字的字體風格和丞印進行了系統的分析,認爲居延漢簡字體以隸書爲主,草書次之,兼有行書、楷書和一些帶有篆意的字。

楊二斌《西漢官文書運行書體研究》(山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以官文書運行方向對官文書中的書體進行分類:下行文書書體使用隸書、篆書,上行文書使用籀文,平行文書書體使用隸書、偶見草書。認爲西漢官文書運行書體遵循以尊卑地位來決定使用書體之古今的規則。

陳維德《從<額濟納漢簡>看漢代文字的發展——兼談啟功先生古代字體論》(《第三屆啟功書法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從文字學及字體演變的角度論述了額濟納漢簡中的古隸、八分、草書,以及楷書的萌芽。

此外,張亞玲《敦煌書法理論研究》(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用書法理論分析了敦煌漢簡和敦煌經書上的文字書法,闡述了敦煌書法的脈絡。史忠平和馬國俊《從漢代書論窺探敦煌漢簡的民間性》(《山西師大學報》2010年第3期)值得一讀。

(二)書法藝術研究

西北漢簡是書法界的寵兒,書體豐富、書法風格迥異,書法藝術價值高。專門研究西北簡書法的趙正(黎泉)是漢簡書法研究的佼佼者,他從書法史、書法美學的角度研究漢簡書法理論體系,著有《簡牘書法》《漢簡書法藝術》《漢簡書法論集》《西北漢簡書藝略論》等在簡牘書法史上有影響力的著作,均值得研讀。

文功烈《漢簡牘書法研究》(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該文探討了漢簡字體演變軌跡,闡述漢簡書法的審美價值。

沈利《漢代簡牘書法形態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分析兩漢書法形成的内在原因和書寫媒介、漢簡的書寫形態和風格形態,闡述簡牘書法墨蹟的歷史地位。李丹《甘肅漢簡書法風格研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分析甘肅簡牘書體演進、書法形制、書法風格、藝術價值,闡釋書寫工具對書法藝術風格的影響。

金美蘭《漢代簡牘草書藝術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論文,2013年)認爲漢代簡牘中半草化的字多爲宣元時期,完全草化的在占84%左右,草法完備,説明西漢末期草書已經發展成熟。

張明亮《漢簡書法藝術創作百年回顧》(《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梳理了百年來漢簡書法藝術的三個階段,顯示了漢簡書法藝術不斷推陳出新的脈絡。

趙思有《居延漢簡書法藝術散論》(《蘇州職業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簡述了居延漢簡書法的學術價值及審美特徵。

此外還有,文化《漢代西北地方的書法藝術及其影響》(《西北師大學報》1991年第5期)、董文強《漢簡書藝略論》(《名作欣賞》2013年第26期)、王靖憲《漢代的簡牘書法》(《中國藝術》1997年第1期)、黃雅茹《漢簡識字書之書法初探》(造型藝術學刊》2003年)、林進忠《西漢<甘露二年御史書>册書文字的書法》(《藝術學報》2004年第74期)、郭麗媛《20世紀敦煌簡牘書法藝術價值及其對當代隸書創作的影響》(《藝術百家》2012年第52期)、金美蘭《草變與草書極化發展》(《東方藝術》2013年第20期)、李逸峰《敦煌漢簡草書略論》(《簡牘學研究》,2014年第5輯)等,值得一讀。

5

文字編

文字編

文字編是文字形體的集中呈現,爲進行深入的文字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近年來,西北簡的文字編成果日漸豐富,除敦煌簡及未出版的簡牘無文字編外,其他簡牘的文字編有:

徐富昌《武威儀禮漢簡文字編》(國家出版社,2006年)將簡文27332字體進行分析歸納,依《説文》五百四十部排序,分十四卷。該書還附簡本與今本比較的異文編。

陳榮傑《<武威漢簡·儀禮>整理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編寫了簡本《儀禮》的逐字索引和文字編,該文字編字形採用張邦彥的摹本,附篇名和辭例。

劉立勳《武威漢代醫簡文字編及集釋》(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文字編部分按《説文》排序,原簡字形和摹寫本字形均收錄,收字更完備。

王凱博《額濟納漢簡文字編》(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文章以《説文》順序排序,有字形出處和辭例,附錄部分收納了一批殘文和模糊字形。

白海燕《居延新簡文字編》(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此文字編包括正編、合文、附錄三部分,正編共十四卷,楷書字頭,見於《説文》者以《説文》爲序,並列相應小篆,《説文》未收者,右上角標以*號,標有簡號和詞例。合文部分按原簡合書呈現,以首字音序排列。附錄爲疑難字列表。此文字編收錄居延新簡字形齊全,是目前爲止首本居延新簡文字編,對居延新簡文字研究極有參考價值。

任達《肩水金關漢簡(壹)文字編》(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字編收錄了《肩水金關漢簡(壹)》中清晰的字形,延習《説文》序排序,分十四卷排版。

李瑤《居延舊簡文字編》(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按説文序排序,將字編分爲十四卷,字編收錄字形較爲齊全,選形清晰,具有較好的使用價值。

這些文字編都爲進一步的文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但各文字編都待完善之處,如有的字頭歸併有待商榷、有的字形原形有待核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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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結語

綜上所述,西北簡中複雜的文字現象爲文字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研究空間,釋文校訂、用字問題、構形研究、書體理論、書法藝術、文字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頗豐。其中釋文校訂成果尤爲突出,針對原釋文的字詞補校、各版本的釋文合校等,都促進了釋文的進一步完善,使之更接近原簡文字文意。書體是西北簡中的顯像問題,深入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西漢中晚期的書體現象及其發展趨勢,爲隨之產生的文字問題提供了一些研究思路。

雖然西北簡的文字研究取得了上述可喜的成績,但用字研究、構形研究正處於發展階段,二者目前的研究成果體現出相對的集中性,如只研究某類簡中的某種用字現象或構形系統,而未將西北簡作爲一個整體來研究某種用字問題,或構形系統。而我們知道,西北漢簡中,除武威簡的儀禮簡和王杖簡是典籍類簡牘外,其他簡均爲文書、賬薄類的簡牘,且均以西漢中晚期至東漢早期的簡牘爲主,因此無論是在簡牘内容、文字形態,還是所處時代,西北各簡都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將它們作爲一個整體的研究材料都很有必要。目前的文字理論研究就較缺乏系統性的研究。

此外,文字編研究有待加強,雖然目前除敦煌漢簡外,武威漢簡、額濟納漢簡、居延新簡、居延舊簡、肩水金關漢簡都有相應的文字成果,但從目前的文字編成果來看,其中一些問題也不容忽視,如文字編包含字形較少、字形圖像處理不清晰、字形排序混亂、字頭歸部錯誤、附篆字字頭的篆字有誤、附檢字表中字頭頁碼與正文頁碼不符等等,這一系列問題都表明有的文字編的編制較爲粗糙,使其使用價值打了折扣。因而加強文字編的編制,要兼顧收字齊全、字頭歸部準確、字形清晰且排列有序等多方面,確保文字編更有使用價值。

當然,西北簡與同時代其他地區簡牘文字的比較研究是更爲薄弱的,目前僅見零星的研究,未來的研究中可將具體的用字問題或構形問題放在一個大時代中去系統考慮,這不失爲一個發展方向。加強各區域發掘的同時代、同性質的簡牘的比較研究,有利於材料的互證,促進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同時也進一步系統地瞭解中古時期的文字現象,更深入地揭示中古時期文字承上啟下中的具體表現。

總之,瑕不掩瑜,西北簡文字研究取得了矚目的成績,待西北簡牘全部出版,相關的文字專題、或文字構形研究將有更深入細緻的分析,從而更好地展現西漢中晚期的漢字構形特點及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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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_note 10月 1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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