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海外华人:留不下也回不去,害怕变成招人嫌的“麻烦”

按:王兄在巴黎开了一家叫孔府的中餐馆,一开就是十五年。二十多年前初到巴黎,他心里还揣着画家梦,后来一路辗转,手里的画笔被榔头和方向盘取代,最后落脚餐饮,生活就在菜场和客人中间打转。巴黎是什么样,他根本不记得了,好在也算站稳了脚跟,可是疫情一来,多年的经营立马歇了业。旅居巴黎的作家申赋渔每天出门散步时都要和他打声招呼,两人隔着门问候闲聊一阵。有一天,王兄说等疫情过去自己就把餐馆卖掉,买辆房车一直开,我反正没有家,也没有一定要去的地方。我就一直开。

尽管疫情爆发之初就有不少专家警告,新冠病毒不会很快消失,它的影响是长远的,但等到两年过去,我们才真切地领会了这句话的全部负重。早期的各种阻绝已经变为一个个隔离的屏障,普通人只能在或大或小的气泡里努力维持正常生活的模样,在屏障之外,是被迫中止的关系与梦想。谁心里不和王兄一样,梦想着挣脱层层束缚,驱车向前呢?尤其是那些漂泊于海外的人,对他们而言,一张国际机票连接着的不是一次旅行度假,而是许久未见的亲人、梦中的故土、一个温柔的归依之所。

疫情爆发后,留学生成为最受国内关注的海外华人群体,不论得到同情还是遭到谩骂,他们的艰难回家路已引发大量讨论和关注,与之相比,长期在海外务工甚至定居的华人则很少进入大众视野。巴黎封城,申赋渔在新书《寂静的巴黎》里记录了许多身边小人物的故事,冷眼观事的葡萄牙门房、弹钢琴的邻居、远渡重洋的朝鲜农民……当笔下人物转为同胞时,他的语调亲切又无力,他对他们的孤独处境如此熟悉,却也无可奈何。外面讨不到日子,故乡回不去,也不敢回去,生怕自己变成惹人嫌的麻烦。一家华人经营的日料餐馆墙上印着一首俳句,落叶作轻舟,随波逐浪江湖去,何时靠岸头,正是对海外游子的写照。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从《寂静的巴黎》中摘编了两篇有关疫情下海外华人处境的文章,里面普通人的烦恼和苦楚渺如尘埃,却也落满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巴黎开餐馆的中国人》(节选)

文 | 申赋渔

回不去的家

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我有两次感到恐慌。一次是混在黑压压的黄马甲游行人群中,一枚催泪弹突然从天而降,落在脚边。一次是今天晚上出门散步。

带好出门单和身份证,我打算快步走上一小圈就回来。两天没出门,的确有些烦闷。一向熙熙攘攘的圣拉扎尔火车站前,空空荡荡,只有几个警察在巡逻,没有人戴口罩,他们没有口罩。这是晚上八点,原本正是最热闹喧嚣的时候,宽阔的奥斯曼大街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辆车。所有的店铺、咖啡馆、酒吧,全都闭门关灯,四周安静得能听到心跳。我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仿佛置身于人类末世的荒原。走到普鲁斯特故居的楼下,终于不敢继续向前。对面是赎罪礼拜堂,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上了断头台之后,遗体曾在这里存放多年。即便白天过来,这里也总是弥漫着阴森的气息。此刻它周围的一大片建筑树林,都沉在黑暗当中,像一个无言的深渊。我换了个方向往回走。

刚走几步,就看到两个流浪汉。一个仰面躺在大路边,一动不动。另一个蜷缩着坐在一家银行的门廊下,定定地望着我。这一天他们大概都没有吃饭。疫情渐重,原本给他们送饭的志愿者回家了。志愿者大多是退休老人,正是高风险人群。慈善组织呼吁年轻人站出来。有些失业在家的人响应呼吁,不过人手仍然远远不够。现在已经无法给无家可归者供应热饭,只能用塑料袋装一些面包、糕点、水果和饮用水,隔着栅栏分发。即便这样的饭食,也不是人人能领到。

流浪汉好像突然之间从大街上冒出了许多,到处都是。其实他们一直在那里。只是所有人都回家了,所有店都关了门,大街上只剩下他们,就显得很突兀。他们无家可归,无处可去。

很快,我就走回了我居住的伯尔尼街。这是一条窄窄的小街,刚够两辆车交错而过。街上除了一家日本料理店还开着门,所有的店铺全关了,整个小街显得昏暗冷清,甚至有些凄凉。亮灯的料理店为这条街添加了一丝暖意。店主是华人,姓马。我不常去,因为是同胞,也就比较熟悉。每次从他门口经过,他都会在里面朝我挥手致意。

店里的灯开着,却是大门紧闭。马克龙宣布封城后,所有饭店不允许堂食,只能外卖。我推门进去,想要一个号码,以备在断炊时能叫外卖。店里没有客人,也没有外卖的订单。老马看到我, 格外高兴,一定要我坐一坐,说着从酒柜里拿出一瓶日本清酒。

老马陪我说话,他的妻子在厨房里收拾。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也在这里帮忙。现在无事可做,坐在柜台后面看电脑。

房租太贵了,不敢停业,做一天是一天。老马说。

妻子切了一盘生鱼片端过来:天天忙,大年三十也没停,歇歇也好。

回不回国呢?我问他们。

好多年没回去,也想回老家看看。前段时间,国内疫情紧张,跑了几个药店,想买些口罩给老家那边寄回去,没买着。都被我们华人买回国了。我什么贡献都没做,现在这里紧张了,往回跑,不好。老马笑笑。

我们是中国人,回去有什么不对?女儿在电脑后面,头也不抬。

国家刚刚才好些,回去反而添乱。孩子的妈妈尴尬地朝我笑笑。

二十多年前,老马就来法国了。那时他还年轻,柜台后面的那个漂亮女儿刚刚出生。他抛下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女儿,一个人来了法国。偷渡来的。

他先是到处打黑工,几年之后,才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安下身来。老马能吃苦,人又聪明,两年下来,从帮厨开始,竟然成了这家店里手艺最好的大厨。料理店里的各样菜,他做得比日本人还地道。老板于是跟他签了雇用合同。有了这张合同,老马终于拿到了合法的居留卡。一番辗转,老马把妻子女儿接来法国。离别多年,一家人终于团聚。老马更是没日没夜地干,他要给妻女一个好的未来。

老马是去年才买下伯尔尼街上这家小店的。说是买,其实只是从上一家手里买下经营权,叫顶费。房租、税费都还是自己交。

料理店刚开张,我就去吃过一顿。原先不起眼的一家小餐馆,被老马整修得焕然一新。一面长长的墙壁上,满满地画着一幅巨大的海涛汹涌的浮世绘。另一面墙上请人用毛笔写了一首松尾芭蕉的俳句。

巴黎有许多家日料店,不过有一大半是华人开的。据说萨科奇当总统时,曾经公开抨击中餐馆如何脏乱差,一时之间,许多中餐馆门可罗雀。没办法,一些中餐馆摇身一变,改成了日本料理、韩国料理、越南料理。这样的餐馆,自然谈不上什么味道正宗。不过老马不一样,他在日本人的店里打拼多年,已经是十足的内行, 每个菜都做得像模像样。也许是有这个底气,他们一家人在服饰上倒没有做刻意的改变。除了老马在头上扎了一根白带之外,身上穿的就是寻常衣服。漂亮的女儿更是穿着巴黎正流行的时尚裙子。特别是他们脸上的笑是那样亲切自然,一看就知道是自己人。

老马手艺好,人又精明,妻子、女儿干得也卖力,生意一下子就火爆起来。我每天从他门口经过,里面都坐满了客人。偶尔去吃饭,老马总要送一份新菜品让我尝一尝,再忙也要跟我拉几句家常。老马说,这么多年的积蓄,都花在买店上了。再干上十年八年,挣一笔钱,就到乡下买个房子养老。

我想要一个院子,几亩地。老了,有个自己的地方,挖个塘养养鱼,种种菜。法国都是海鱼,蔬菜也不合口。你看我虽说开了个日料店,平时我们家还是吃中餐。小时候养成的口味,改不了。

有没有想过回国养老呢?

也想过。老马叹口气,回不去了。家里什么也没了。一片瓦、一分地都没有。你说,人就是好玩,兜了一个圈子,到临了,还是想过从前那种日子,养鸡种地,安安宁宁的。

在老马的店里坐了一个多小时,这次他说什么也不肯收我的钱:都这样了,也不差一顿饭。

女儿想回国。老马夫妇担心她,不想让她一个人回去。回去了,生活不习惯,环境不熟悉,工作不好找。一家人在一起,总好些。这次遇上新冠病毒,小店是不是能挺住,老马心里没数。周围十几家餐馆全关门了,不论是法餐馆还是中餐馆。若是小店关了,法国留不住,回又回不去,接下来怎么办?我不能想, 也不敢想。老马说。

我们冰箱大,里面有鱼有菜。你要是不方便去菜场,就给我们打电话,几步就给你送过来。千万不要客气,谁让我们是自己人呢。出门时,老马的妻子叮嘱说。

一定一定。我朝他们挥挥手。一家三口站起身来送我,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打在后面的墙壁上,像是墙上那首俳句的插画。俳句自然是日文的,名字叫《小虫》。我第一次来吃饭的时候就询问过意思。老马说是女儿选的。那天生意特别好,女儿一直在忙着收银。父亲喊她好几回,她才抽空翻译给我听。因为隔着柜台,离我有点距离,她放大了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唱:

落叶作轻舟 ,

随波逐浪江湖去。

何时靠岸头?

直到世界的尽头

巴黎封城前一个多星期,有两位中国客人到孔府餐馆吃饭,其中一人咳嗽得很厉害。第三天,店主王先生觉得喉咙疼痛,浑身乏力,当即关了店门,把自己隔离在里面。

孔府是离我家最近的中餐馆,在莫斯科路一号,走路只要四分钟。因为环境优雅清静,每次请客,我都选这里。店主王先生说话温和谦恭,笑容腼腆。服务周到细致,却从不与顾客饶舌,一看就知道是个体面的读书人。与他熟悉是因为一次事故。

我和翻译家郑鹿年还有两位法国人约好在这里见面谈事。其中一个高大的法国人显出中国通的样子,说话之间与郑老师发生了争执。引得七十多岁的郑老先生勃然大怒,突然拍案而起。郑老师法语极好,两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几乎捋起袖子要动手了。我虽然自忖不是这位法国人的对手,还是挡在郑老师面前。这时身材单薄的王先生跑过来,死命地把法国人按在座位上。

事后王先生说,他也好几次遇到法国人与中国人争执,从来没有看到郑老先生这么有血性的人。他真敢对我们老人动手, 不信我们三个人干不过他。他说,大不了把店砸了。自此我和他结为好友,我喊他王兄,他喊我申兄。

王兄到法国已经二十多年。原先是来巴黎学画的,和一个上海来的学生租住在一起。两人一边学油画,一边在蓬皮杜艺术中心旁边的广场上给人画像。几年过去,上海同学的画家梦终于破灭,回了中国。王兄也放下画笔,跟几个师傅做装修。先是抬水泥、搬黄沙,后来学会了铺地板、贴墙纸、布电线、装水管,只要是装修的活儿,样样上手。一干三年,生活稍有结余,买了一辆尼桑面包车,开车运货。

二〇〇五年十月,两名黑人男孩在躲避警察时不慎被电死, 引起了半个多月的法国大骚乱,全法有一万多辆汽车被烧,法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王兄停在路边的车也被烧了。第二天早上去一看,只剩下一个空壳和一地碎玻璃。生活一下子又没了着落。思来想去,王兄找亲戚朋友帮忙,凑钱开了孔府餐馆。生意虽说一般,十多年下来,债务终于在去年还清。王兄笑着跟我说,现在终于可以挺起胸膛走路了。

几个月前,孔府忽然受了一次重创。我给王兄打电话,想订晚上的餐位。王兄语气急促而仓皇:厨师出事了。

当天晚上,客人都走了,厨师到外面抽根烟放松,突然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王兄赶紧叫救护车,陪着去医院。拍过片子,厨师脑子里长了一个瘤。他什么保险也没有,王先生四处借钱,想着救他的命。

过了一周,我去见王兄。他原本白皙的一张脸,变得蜡黄,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眼睛里满是血丝。他说厨师救过来了。医生把他治得暂时没事,今天早上让他出院回家了,瘤还留着。医院没有提钱的事。

店还是要开,一时也找不到新厨师,王兄只好亲自下厨。大堂里由那个老实巴交的孟加拉伙计应付。很快到了中国农历年底,王兄说我和他都是一个人在巴黎,不如一起过一个年三十。他把晚上的生意停了,就我们两个人,炒几个菜,喝一杯。吃饭的时候,一直在谈新冠病毒和武汉封城。王兄叹息说自己没有路子,买不到口罩,只能给法国山东商会捐几百欧,算是表个心意。

就在法国总统宣布封城前的一个多星期,王兄喉咙疼痛,浑身无力,担心自己中招。他害怕传染给客人,甚至毁了巴黎中餐馆的声誉,当即关了店门。

我每天散步时都会从他门口经过,每次我都喊他一声。他不开门,只在里面跟我说话。昨天经过他门口,他在里面跟我说, 他以为自己得了新冠肺炎,这些天想了很多。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有过一辆面包车吧?有一次出城, 迷路了。我把车开到一片森林里,看到一头鹿,就站在我的车前面,一动不动。看着它的眼睛,我忽然想,做一只鹿也很好。 远处突然传来救护车紧急的鸣笛声。往两边看,街上一辆车没有,一个人也没有。

我那个厨师,脑袋里长瘤的那个,昨天给我打电话,他又出来工作了。他说反正是死,不能在家等死,不如出来做点事。

死在路上怎么办?我说。

死在哪里不都一样。王兄说。

你到底想什么了?我知道他有话想跟我说。

我自从开这个店,到现在差不多十五年,每天就像驴拉磨,不停地拉。十五年,除了客人,我和别人没有往来。除了去菜场,我都没看到巴黎是什么样。这些天关在家里,什么也不做, 我就想,我这样活着到底为什么?

你可以当画家。你会是一个好画家。

孔府餐馆的墙壁上挂着他的一幅画,他取名叫《塞纳河》。长长一幅画,横跨了整个墙面,像许多颜料桶被同时打翻在地,无遮无挡地奔涌向前,色彩和线条大胆惊艳,美得令人惊愕。

我早就不画了。等疫情过去,我就把餐馆卖掉。我买一辆房车,一直开,一直开。我反正没有家,也没有一定要去的地方。我就一直开。他大概为了安慰我,又补充说:我希望遇到好的……遇到了我就停下来画。

我们不说话,隔着铁栅栏和玻璃门,互相看着,就像从世界的这头,看到那头。从外往里看,他像被关在一个大铁笼子里。从里往外看,他大概也觉得我在另一个笼子里。

本文书摘部分和图片节选自《寂静的巴黎》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vent_note 10月 1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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